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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国振73岁老人的10年维权路(韩超 推荐)

发布时间:2013/12/20 10:35: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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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风窗 出版时间:2010-2-4

73岁的范国振是个快乐的高个子老头,曾是电缆设备高级工程师,然后才一不小心成为了深圳业主维权知名人士,继而从业主委员会主任一直当到居委会主任——这个“意外”至少改变了他10年的生活轨迹。
   
  致市长的一封信
   1989年,范国振入住深圳南天一花园,彼时,他还是德国KARCHER(深圳)公司经理及高级工程师,后来妻子随女儿移居美国,他一人住两层复式公寓,独来独往。没人能想象他将与处理邻里纠纷的居委会主任一类角色联系在一起。
  戏剧性转折发生在2000年。
  南天一花园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发的商品房住宅小区,由于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公司同属深圳城建集团,同声同气,管理强势而混乱:上世纪90年代开始,花园7000多平方米的架空层就被物业公司改为商铺、仓库用于营业;南天大厦一栋西北侧3000平方米的原规划绿化用地也被占作餐饮、停车所用;小区规划的二栋配套公用管理用房则被开发商改造后对外出租……
  大步流星走在小区内,穿过早已被清空的架空层,老范余忿未消:“架空层一共有108格,每格租金3000多。其中色情发廊就有28家,平均每家5个女孩子,100多个女孩每天化着浓妆,像鬼一样在这里游荡。小区门户大开,香港人和台湾人纷纷闻风而来买春。绿化用地则成了一条食街,炊烟滚滚、老鼠遍地跑。”
 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,老范住了11年,也冷眼旁观并忍耐了11年。由此可知,从一开始,他就非一个维权的激进派。
  2000年,城建变本加厉,打算在占用的绿化用地上进一步建起综合大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。在这段时间里,有业主因为家中被爆窃,对小区治安失望透顶,举家迁离了南天一。
  导火索引燃了积聚已久的情绪,终于有人选择了不再沉默,那是已年届63岁的范国振。业委会成员李太太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境:那个住在隔壁的老头写了一封致张高丽书记、于幼军市长的信,提出恢复规划绿化用地的诉求,然后自个儿搬张桌子坐在小区里,邀请其他业主签名。
  在那之前,小区里没有谁认识范国振,他也几乎不认识任何人。其时大家对业主维权还缺乏意识,对老头子的“上书”并不抱有太大热情。南天一花园1140户住户里,只有数十人在信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但他们毕竟因此记住了这个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物。
  令那些对维权持观望态度的业主意外的是,由范国振起草的联名信很快得到了批复,深圳市国土局责成城建集团中止建综合大楼的计划,并将绿化用地恢复原有用途。虽然城建集团并没有马上执行国土局的函令,而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“拖”字诀,但形势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
   
  “老头,你犯神经病”
   “当大家发现维权真的可以起到作用时,部分业主就主动联合起来组成‘业主联络小组’,决意抗争到底。”李太太说话总是高八度、手舞足蹈,她是个充满热情的人,2000年开始就是业主联络小组及业委会的中坚分子,对范国振推崇备至,“多亏老范基于义愤、拍案而起,把我们给唤醒了。”然而她没有发现老头子在旁边摇头窃笑。
  范国振从不认为自己应与充满戾气的“斗士”们站在同一队列。“啊,不不,我不是个‘维权斗士’。”前11年不义愤吗,为什么那一刻才站出来?只有正义和愤怒并不足以促使他行动,他更看重方式与时机的结合。
  中国的业主维权在多数时候都是一件费时、费力又难见成效的事业。南天一花园业主的几大心结——出租的108格架空层、绿化用地及两栋小楼权属问题,都涉及产权纠纷。如果循正常法律途径进行产权争夺,可争议处有很多,没有几年时间难以寄望问题得以解决。
  老范很现实,“明知道现在根本办不成的事情,就不要去办。”
  那一年,他之所以拍案而起,是因为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中看到另一线曙光。“当时,深圳市政府正在强调‘瞄准世界一流水平,向着天更蓝、地更绿、水更清、花更多、城更美的目标进行高起点规划’,这个大背景下提出还原绿化用地,政府不能置之不理。”果然,他们乘对了这一程政策东风。
  不过,在业主维权意识被挑动的同时,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反扑亦来势汹汹。正式的业主委员会成立需要经历备案、审批等一个颇长的过程,部分维权积极分子率先成立了一个“业主联络小组”。但是,每当联络小组开会,物业管理公司就以“非法集会”的理由进行阻挠;保安整日火眼金睛地逐家逐户巡视,以防联络小组向其他业主“秘密派发传单”。
  李太太戏称那段日子是“地下党工作”,进行得非常艰难。有几次,老范回到家,发现钥匙插不进匙孔,门锁被异物堵塞了——那是物业给他的“警告”。
  而作为回应,范国振做了一个近10年来最重要的决定——辞去KARCHER公司的高薪厚职,全力以赴推动绿化用地的恢复和业委会的成立。
  远在美国的老伴得知这个消息,气急了,越洋电话打回来,劈头就是一句:“老头,你犯神经病!”
  KARCHER负责人也追问:“是意大利公司把你挖过去了吗,是嫌薪酬不够丰厚?”老范答:“不,我要去做业委会。”对方讶然:“业委会是什么工作?收入很高?”范解释:“No,那是社工。”德国人恍然大悟,竖起大姆指,不再挽留。
   
  理性维权论
  侃起这一段,老范得意洋洋。因为即使是当时那么气急败坏的老伴,事后也承认他的决定是睿智的,并不带有所谓悲壮的“牺牲”色彩。
  “我们来算一笔账。从60岁开始,我每月领取六七千元退休金,女儿不时寄钱回来。老头子除了买书外没别的嗜好,钱根本花不完。如果我呆在德国公司,每月当然还会增加一两万收入,然而这些钱却是我生活中完全用不上的。”弃守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,并无所谓“牺牲”,但范国振因而得到的,对一个大都会里的空巢老人来说弥足珍贵。
  2000年11月,南天一花园业委会几经艰难得以成立,范国振即被推举为首届业委会主任。至2010年,南天一业委会历经4次换届,“范主任”的地位坚不可摧。这样的拥戴是以前那个高级工程师范国振想都不曾想过的。那时他一如冷漠繁忙大都市里其他公寓楼的住户一样,独来独往,甚至连隔壁家的主妇姓什么都不知道。如今在小区内略一走动,“范主任”、“老范”的招呼声不绝于耳。“老伴和女儿回来的时候开心啊,走到哪都有人热情问候,左邻右里轮番请客,总是胖了一圈才回美国。”
  但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到认同。回忆起业委会成立之初的种种冲突,73岁的老人突然童心大起,要考一考记者:“你知道在中国,大家通常会推选什么样的人当业主维权的领导者么?”
  当然是那些锐气十足的激进派,他们热衷扯横幅、游行、上访,奋不顾身。
  范国振恰恰不是那样的人。
  其时南天一也有人提议在楼体拉大字横幅、贴标语,因小区正对深圳市体育馆,是中央和省级领导巡视的必到之处,足以引起政府注意。
  老范极力反对。“面对集体侵权,中国的群众大抵只分两类。一类人麻木不仁、漠不关心;另一类则全是激进分子,动辄贴标语、搞运动。”他奇怪,偌大的礼仪之邦,仿佛没人懂得谈判与协商。如果有谁在激动人心的时候提出依法维权、协商谈判,多半会被认为是开发商收买的“叛徒”。幸而范国振先有联名信的功绩,后有辞职维权的壮举构成信任基础。
  他据理力争,称过激的维权方式只会引起政府反感,就算取得一时的胜利,最终也是得不偿失。“我说,千万不要搞运动,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么多次运动,我一次不拉都经历过,伤害太深了。但凡搞运动,永远没有赢家。”他的客厅墙上贴满了家庭照片,其中一张是“文革”时期的黑白照,骨瘦如柴、面目全非。
  说到激动处,他拍桌子。“如果你们非要搞游行、挂标语,我就飞去美国跟女儿住,等你们自己搞完我再回来。”
   
  斗智不斗勇
  在老范的坚持下,这些年来,南天一花园在激烈的维权过程中从未贴过标语,也从不曾游行静坐。不过,不激进并不代表不作为,“因势利导”的维权策略才是范国振得以在业主维权领域享负盛名的重要因素。
  要求还原绿化地的联名信递出后,他再就架空层问题“出招”。一封致全体业主的信里阐明了“商品房架空层产权属全体业主”的法律精神,业主哗然。
  然而,尽管南天一花园的“绿化用地”、“架空层”、“二栋配套公用管理用房”等问题,无不是在“私有产权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”的观念下提出的,依循法律途径追讨产权之路却最是荆棘满途,业委会甚至难以成为诉讼的“适格主体”。范国振心里明白,产权意识只能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。维权策略又是另一回事。
  2002年前后,中央领导将视察深圳,市政府加大力度整治“违章建筑”,老范即组织业主进行行政诉讼,提出小区架空层的商铺属违章建筑,应予拆除。同时,诉讼过程中他联络当地媒体介入调查,舆论压力一时无两。
  由于清拆违建的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的政策重新取得了一致,2002年11月,国土部门的铲车终于开进了南天一花园,业主眼中的“毒瘤”——长期占据架空层的108家商铺和发廊被清拆一空。
  2000年6月,开发商推倒小区东侧消防通道旁的围墙,欲将南天一花园小区内的道路、停车位和绿化草坪作为对面沃尔玛商场购物者的公共通道。尽管业主证实了围墙在南天一花园红线图内,但相关政府部门基于各种利益关系,并不批准业主恢复重建围墙。
  范国振沉吟良久,并不与政府硬碰,而是沿原围墙轨迹修建了一列绿化分隔栏。一人高的尖锐铁栅栏替代了围墙作用,将小区道路与沃尔玛完全分隔开来,重新恢复封闭管理。
  “我半辈子都是搞技术设备的,向来只重视目标的设定,至于达成目标的方法可以非常灵活多变,只要有效就行。”如果说最开始,业主激愤的情绪只是被范国振旁征博引的言谈暂时安抚下来,那么当小区一步一步恢复绿色、宁静之际,不由他们不折服。
  李太太有一溜儿的维权口头禅,“要因势利导,要进退有度,只能顺守、不能逆取……”她掰着手指头煞有介事地说,一听便知全属老范出品。
  不过,在业委会里,范国振并不搞一言堂。2000年,大家提出炒掉物业公司,他先是反对,希望通过协商达至共赢。“我说,现在炒掉他们,本体维修基金会被拿走的。”然而,经过长时间努力,城建物业公司一直拒绝与业主对话及妥协。2001年,业委会再次表决更换物业,老范同意了。
  “既然大家都赞成换,那就换。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,要换得有策略,不能急进。一要接受谈判,二要留用所有保安和清洁工人,三要邀请原物业公司参与重选投标。”经过1年零3个月的斡旋,2002年,南天一花园终于通过招标和平更换了物业管理公司,其间没有发生一次肢体冲突。
  然而,更换物业公司后,管理费固然大幅下降,老范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——小区109万本体维修基金被城建尽数卷走。
   
  维权之难
   “在中国,业主维权真的很难!” 老范屋里放满法律、维权书籍,重点处全做上了笔记、注释,但维权10年后,老头却对法律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  他把业主维权的方式归总为几大类。
  一是业主与开发商、物业公司就侵犯业主物业权益发生的矛盾纠纷问题直接对话、协商,是为最简捷的渠道;二是业主向开发商、物业公司的政府主管部门投诉;三是采取公开挂横幅、上街游行、堵路、静坐等激烈维权方式,引起有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;四是依靠新闻媒体的曝光;五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。
  当中自然以法律维权最为名正言顺,但这却是除游行静坐以外,范国振最不愿意走的路。“我常说合法维权,但决不是指通过法律维权。这完全是两回事。”不到万不得已,他不愿意惊动法院。
  “原因很简单,法律一向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。而与开发商硬碰硬地掰手腕,业主始终是弱势的一方。”
  不过,一旦别的路都已经走无可走,最后剩下的也唯有法律一途了。
  从2002年城建撤出开始,南天一业委会就一直循法律途径追讨本体维修基金,历经6年多,直至2008年才有了结果。而两栋小楼的产权和多年出租所得则至今尚未追回。而这期间,双方大大小小的官司已经打了近20场,业主付出的时间成本、人力成本和维权成本难以估量。但相应地,物业公司这些年来的侵权却仿似顺理成章,不费吹灰之力。侵权成本与维权成本的不对称,令人寒心。
  最近这次业委会换届,老范本不想再竞选主任了,他今年已经73岁。
  但业主和其他业委会成员都不答应。李太太扯着嗓子说:“老范,你要是不干,我们也退出业委会!”他想了想,两栋小楼的产权还没收回呢,官司还得打下去,这还真不是个撂挑子的时机。于是又连任了一届。
  尽管官司难缠,但打了这么多年,狡猾的老头也总结出了诸多“鬼点子”。
  他拿出通讯录给记者看,里面好几页都是记者的联络方式,很多已是忘年交。无疑,这些年来除了把握政治风向外,他最擅借用媒体力量。
  每次法院开庭,南天一至少有二三十个业主到场旁听,并有记者同行。
  “轮到我开口时,我先装成老迈不堪的样子。”老范给记者“表演”,一抹脸,马上变了一个糟老头儿,颤巍巍、口角抖动,“我说法官啊,我年纪大了,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才能把话说清楚。”记者在旁边,法官不敢怠慢,忙说老人家别担心,慢慢说,没人会打断你。此言一出,老头立即摇身一变,精神奕奕、滔滔不绝,直把对方律师都说得无言以对。
   
  终极目标
   不过,这些现在都不是范国振最关注的事情了,折腾了这些年,除了两栋小楼的产权外,城建集团的遗留问题已基本解决。
  老范带着记者参观清理好的架空层,原来的商铺被重新打通,有的作为公告栏,一部分则被设计成儿童游乐区,大人带着小孩在荡秋千、滑滑梯,好不悠闲。
  保安告诉记者,架空层区域和绿化草坪上所有休闲长椅都是业主捐的,600元一张,老范带头捐了10张。
  此刻的南天一花园与10年前已是云泥之别。那些因为对城建管理的不满而搬离的业主,几年前发现小区已完全变了样,又舍弃新居搬了回来。令他们更开心的是,当年因乌烟瘴气的管理而不断跌价的房子,现在已升值数倍。
  “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建设,怎样把小区搞得更美好。”老范感叹,“很多业主和媒体都没有搞清楚,业委会并不是为了维权而成立的。维权是业主权益被侵犯后不得已而为之,业委会的终极目标是把小区建设得更美好,让房子保持升值。”这也是他在维权过程中始终坚持冷静、理性与对话的原因。
  “千万不要让政府认为你是个‘定时炸弹’!只有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,业委会的存在和运作才会得到支持,否则小区建设寸步难行,甚至遭受‘封杀’,岂非糟糕?”
  南天一花园在政府眼里是没有威胁性的,有关部门在研究业主权益问题时,还时常邀请范国振提供意见。2009年深圳市居委会换届直选,老范成了深圳最老的居委会主任,南天一花园则成为国内少有的居委会与业委会合二为一的社区。居委会主任老范近几天正忙着为小区一位画家筹办画展,再下个月,则计划搞一个儿童画展。“这些活动,街道都非常支持。”
  “与政府部门斡旋必须是这样——只可顺守,不可逆取。”他微笑。
  这时,电话铃响,是深圳另一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致电请教法律问题,这几年他俨然已是圈内“百事通”。记者发现,当小区建设也渐上轨道后,老范又有了另一个遗憾——难以把10年来总结的这些宝贵经验与更多同道中人分享。
  “最多在电话里或小区内交流一下,他从不走出去搞‘统战’,因为政府最忌惮这个。”李太太替他解释,他们不想把这些年与政府间建立的信任破坏掉。
  现在国内的状况就是这样:大多数业委会都没有经过培训,缺乏理性维权的经验,维权举措就谈不上成熟;他们越不成熟,政府越担忧,越不乐见业委会交流、培训等场面出现。“政府不懂疏导,业主不会谈判。”范国振摊摊手。他最近在写一篇《业主委员会应将构建和谐社区作为最高目标》的稿子,希望可以起到一点作用。
  “业委会这个事情啊,做着做着,真的会上瘾的呢!”临别时,老范笑着说。夕阳下他神采飞扬,丝毫不似一个73岁的老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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